再也没有比活着更远的路，再也没有比健康更高的山。今天的主人公、18岁大学生槐序的艰难求生故事，给予了这句话，最好的注脚。
01
我叫刘槐序，出生于云南省楚雄市。高三那年，我的耳朵因为持续的嗡鸣声，去医院检查被确诊为“卡他性中耳炎”，医生的一句“没啥大事”让我安了心，却不知，自己掩盖的是怎样可怕的预兆。
年一场疫情之下的特殊高考，我成功考到昆明，上了心仪的大学，病情却在大学生活刚开始的第一个月逐渐恶化。
我不但走路开始走曲线，就连说话也不再流畅，拼命想说一个字却怎么也说不出来，那时的我一度为自己能连续一周凌晨五点起床去晨跑而骄傲。
直到后来，我才从医生那知道，这其实是病情恶化的征兆，但这些都被我忽视了。
年11月4日，在一次陪室友看病的等待间隙，我觉得时间难以打发、等待过于枯燥，也因为对于自己耳鸣的隐约担心，顺便挂了耳鼻喉的门诊。
经过一系列的常规检查后，医生说我的左耳听力几乎为0，但左耳其他指标却又和这个结论不相符。他面色沉重地建议我做个核磁共振，确定问题所在。
没想到的是，第二天的CT结果给了我一个晴天霹雳，显示我脑中有一个6厘米的肿瘤，已经压迫到了脑干和听觉神经！
这才是我听力障碍的原因。医生最后建议我，鉴于肿瘤太大，为了切干净最医院，而且要尽快。
颤抖着走出医生办公室，我在走廊里给父母打了电话，还没开腔，声音已经哽咽。我带着哭声说：“妈妈，我那个听力问题，刚才医生检查，说，说我脑袋里面有个肿瘤……”
母亲半天没搭话，可能是被这消息冲击得没缓过神，在跟我再三确定我不是在开玩笑后，才慌张地说了句：“别怕，别怕哈，我们……马上来。”妈妈的最后那一个“来”字，吐得十分低沉。
随即，室友帮我给辅导员拍了CT报告，并说明了相关情况，然后帮我一边办理相关休学手续，一边连忙买了当天去北京的机票，我木然跟着他走，偶尔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但晃眼的阳光刺痛双眼地提醒着我，这是现实。
当天傍晚父母匆忙赶来，我站在校门口看着风尘仆仆的他们，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一半是害怕，一半是心酸。
妈妈眼眶红肿，明显是哭过了，却在见到我的一瞬间，显得特别冷静，半开玩笑地说：“多大个事儿，跟女孩一样，还哭鼻子了……”随即拉着我的手，摸来摸去，一路牵着，好像生怕我飞走了似的。
02
办好了离校手续后，父母就把我从昆明带到了北京，到北京的第二天，姐姐和姐夫也赶了过来，姐姐不似父母那般隐忍，见到我面就抱住我哭得稀里哗啦，还是姐夫安慰半天才安静下来。
医生看完CT，胸有成竹地说：“神经纤维瘤，要尽快手术，否则脑积水过多，最多坚持一年。”
“一年？”母亲不可置信地问着医生，还没得医生回答，又连忙问道，“那现在有什么办法？”
“有两个方案，一是手术在天坛做，不过要排队等到一年后；二是先去北大国际住，天坛的医生最快一周后过去给你手术。”医生面色沉重地说。
出于保命的考虑，我们选择了后者。当晚，医院附近找了宾馆住了下来。
凌晨三点多，我不出意外地醒了，那时，我才知道这都是因为颅压太高的缘故。我彻底睡不着了，加上深夜特有的情绪低落，一股深深的恐惧攫住了我。
夜色中，我看着睡梦中依然眉头紧锁的父母，突然眼泪止不住地流。
我害怕这次北京之行凶多吉少、甚至有去无回，慌乱地打开手机备忘录，想写点什么，打出“遗书”二字后无处释放的恐惧像是找到了出口——
“我活了十八年，才只有十八年！虽然还有遗憾，但不能贪心，有的人天生残疾，还有遗传病的，那都是生不如死……”
我逼着自己写，直到黎明破晓，医院按约定时间办理住院手续。
六点的公交车已经人满为患，摩肩接踵的乘客来回推搡，封闭的车厢环境里我紧紧握着行李箱的拉杆，企图在推搡中寻求一处落脚。
这样看似平常的日子，我突然格外珍惜起来，担心不久的以后，这是我渴望不到的寻常。
放空的大脑，被手机轰炸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