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完成了例行的手术程序，把已经死亡的患者的头皮进行缝合。手术室里悄无声息，员工的闲聊声、呼吸机的嘶嘶声、麻醉监控器的哔哔声，突然间都停止了。手术室里的每一个人在面对死亡和彻头彻尾的失败时，都不敢看其他人的眼睛。
著
亨利·马什
译
龚振林迟墨涵
来源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医生的抉择》
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场手术……
当时我已经成为了一名神经外科医生，要给一个长着很大颗脑瘤的小女孩做手术。那颗脑瘤就是一大团血管，有时肿瘤就是这样，我想尽一切办法来止血，但手术仍然变成了一场残酷的竞赛，一边是鲜血从女孩的脑中喷出，一边是可怜的麻醉师朱迪斯通过静脉把血液再输回到她的体内，我竭尽全力采取各种措施来止血，但仍然无力回天。
那个女孩非常漂亮，长着一头红色的长发，最后因失血过多而亡。她死在了手术台上，这是现代神经外科手术很少出现的情况。我完成了例行的手术程序，把已经死亡的患者的头皮缝合。手术室里悄无声息，通常这里充满了各种声音，如员工的闲聊声、呼吸机的嘶嘶声、麻醉监控器的哔哔声，而此刻突然间都停止了。
手术室里每一个人在面对死亡和彻头彻尾的失败时，都不敢看其他人的眼睛。在给那个死去的孩子缝合头皮时，我要考虑怎样去面对正在焦急等待的患者家属。
我拖着沉重的脚步来到儿童病房，她的母亲正等着见我。她一定没有想到会听到这个噩耗。虽然很难说出口，但我还是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她。我不知道她会做何反应，但是她却走到我面前双臂抱住我，对手术的失败表示安慰……
权力滋生腐败，医生也需要承担手术失败的责任。因此投诉、诉讼程序、质询、惩戒和补偿机制都是必要的。与此同时，如果手术过程中出现了意外，只要你没有刻意掩盖和否认失误，患者和家属就能够感受到你也为事故难过、痛心。如果幸运的话，你也可以得到他们珍贵的谅解。
但并不是每次都这样的，我还想说一个案例。
临死前的呼救：救救我，妈妈！
许多年前，一个12岁的孩子德伦，脑袋里长了恶性肿瘤，我为他做了一例切除髓母细胞瘤的手术。当时，肿瘤已经造成了脑积水，虽然我完全切除了肿瘤，但仍有隐患。
手术几星期后，我又为德伦进行了“分流”手术，在他大脑中植入了永久性引流管。我儿子威廉的肿瘤被切除后，也基于这一原因做了相同的手术。自此以后，威廉的状况还不错，但是德伦的引流管出现了几次堵塞，这很常见，不过需要再次手术来更换引流管。德伦做了放疗、化疗，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病似乎已经被治愈。虽然引流管出现了问题，但德伦其他方面的表现一直不错，他上了大学，并选择就读会计专业。
一天，德伦突然出现了剧烈的头疼，当时他没在家中，还在大学里。医院时，我正好由于视网膜脱落在休病假。他的脑扫描显示肿瘤复发了。髓母细胞瘤确实会复发，但通常都是在治疗后的最初几年内复发。德伦的肿瘤是在手术8年后复发的，这很罕见，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复发肯定是致命的，如果进一步治疗，运气好的话他能多活一到两年。原定的方案是我休假时，一位同事会为他再做一次手术，但是手术前一天晚上德伦却出现了肿瘤内大出血，这种事情完全不可预见，偶尔会发生在恶性肿瘤患者的身上。即便手术在大出血前成功完成，他也不可能活得太久。出现大出血时，德伦的妈妈就陪在他的身边，他在重症治疗病房上了呼吸机，但已经出现了脑死亡，几天后呼吸机也被关掉。
这么多年来，我已经与德伦和他的妈妈熟识。虽然我的患者在接受手术后最终死亡已经不是第一次，但回来上班后听到德伦的死讯仍然非常沮丧。在我看来，德伦入院后科室采取的治疗措施都非常恰当，但是他的妈妈坚持认为他死亡的原因是医生耽搁了手术。我收到了德伦妈妈的来信，她要求与我见面。我选择在办公室见她，而不是在门诊大楼里缺乏人情味的诊室。我把她带到了屋里，让她坐在我对面。刚一坐下，她的泪水就夺眶而出，随后她向我讲述了德伦死亡的经过。
“德伦突然从床上坐起来，紧抓自己的头。他大叫着‘救我，救救我，妈妈’！”她痛苦地向我讲述。记得有一次，一个患者得了肿瘤，临死前向我大喊求助，我当时感到非常难过，也很无助。我想，如果是我自己的孩子在呼救，而我却束手无策，这将多么令人无法接受。
“我认为他们早就应该开始手术，但他们就是不听。”她说。她一遍又一遍地讲述事情的经过。45分钟后，我摊开双手并喊道。
“你想让我怎么样？我当时并不在场。”
“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医院给我一个解释。”她答道。
我告诉她说，出血是不可预测的，安排第二天做手术也完全合理。我还说，一直照顾德伦的医护人员对于发生的一切都感到很难过。
“他们在重症治疗病房要关掉呼吸机时也是这么说的，”由于气愤，德伦妈妈的声音有些哽咽，“医护人员很反感给他上呼吸机。要知道这些人干活是有报酬的，给钱的！”她十分气愤地冲出了房间。
医院，午后的阳光下，医院大门对面的停车场。
“很抱歉我刚才对你喊叫，”我说，“但这一切都很难处理。”
“我还以为你听到他的死讯后会大发雷霆呢，”她失望地对我说，“我知道这对你很难……”她抬医院大楼说，“医院尽职尽责。”
“我不想为谁遮掩，”我回答道，“我也不喜欢这个地方，完全不必做到鞠躬尽瘁。”说话间，我们已经走回了医院正门前。从自动门进进出出的人流使得这里更像是一座火车站。
我带着她又回到了办公室，经过门诊大楼入口处那张耸人听闻的通知，我曾由于在广播中指责它而陷入麻烦。通知中写道：“本信托基金会贯彻一项新*，内容如下：拒绝为有暴力倾向和辱骂性言语的患者治疗……”我心想，医院管理层对患者的不信任，医院内部的信任危机折磨着德伦的母亲。这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她拿起包，一句话也没有说就离开了我的办公室。
我又回到了病房，在楼梯口见到了我的一个注册医生。“我已见过德伦的母亲了，”我对他说，“她相当难缠。”
“那个孩子在重症治疗室去世之前，就已经有许多麻烦了。”他说道，“即使他已经脑死亡了，她也不让医护人员撤掉呼吸机。我倒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有些麻醉师很不情愿在周末照看他，一些护士也拒绝护理他，因为他已经脑死亡了……”
“哦，天呐。”我说道。
记得多年前，我自己的孩子脑中长了脑瘤被收治入院时，我就认为正是一个医生的粗心大意几乎使他死亡，因此非常气愤……
据我所知，德伦的母亲并没有投诉，但我担心的是，如果她心中无法原谅为德伦临终时施治的那些医生，那么她的耳边将永远萦绕着德伦临死前的呼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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