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新闻客户端
记者董小易人物名片：富海芳，年进入杭州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在杭州银都影厅做一位普通放映员。年，因为电影市场不景气，他被迫离开这个行业。年，全国推行院线制改革，富海芳回到新成立的浙江星光电影院线。富海芳如今已是浙江星光电影院线总经理。星光院线占杭州影院总量近三成，共有银幕近三百块。20世纪80年代末，一位十多岁的杭州本地少年，屡次偷溜进柳浪闻莺“夜花园”，看免费露天电影。再小一点的时候，他喜欢坐在爸爸肩膀上，和街坊邻居一起看露天电影，对孩提时的他来说，这是像过节一样热闹的事。富海芳在工作中。吴煌摄电影在少年心中埋下了种子。17岁时，他报考中专，在填写第三志愿时，阴差阳错填下了当时相当冷门的浙江电影学校“电影放映”专业，又意料之外地被录取。这位少年名叫富海芳，如今担任浙江星光电影院线总经理。在他从业的二十余年里，他见证了中国电影业从困境、复苏走向持续繁荣的历史。专科毕业放映电影查阅中国电影市场年鉴，不难发现，富海芳就读电影专业的年前后，观看影视剧是百姓最主流的文化休闲娱乐方式，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规模的观影群，电影市场出现年观影人次超百亿的盛况。“那时，几乎每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如杭州玻璃厂、杭州叉车厂等都有自己的影院。平时对外放电影，需要时作为开会用。”富海芳回忆。年，电影市场迎来一个小小的爆发。那一年，我国进口片引进模式变革，可以较快或同步引进国外大片，即现在说的“美国大片”。富海芳清楚地记得，《真实的谎言》的电影票是20元，当时他的生活费也不过50元一个月。那一年，同样有不少优质国产文艺片涌现。富海芳会找通宵影院看电影，5部连看。“《阳光灿烂的日子》《重庆森林》《廊桥遗梦》都是在那时看的。”富海芳回忆起学生时代颇为感慨，“很多片子那时无法理解，到了现在的年龄再回去看，才发现拍得太好了。”那时，专科毕业是“包分配”的，富海芳毕业分配进平海路上的杭州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银都影厅，过了4年和放映机打交道的日子。放映过程中，隔三差五会碰到放映机故障、胶片断裂等“突发”问题，只能临时“中场休息”来进行修复，很考验放映员的临场处理能力。为此，发行公司还组织了“技术大比武”，放映员们要比赛挂胶片、修胶片的速度。老式的胶片放映，对一些个子小的女性来说，更是一场噩梦。“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有女发行员坐火车来送拷贝，拎着两个铁箱子，从火车站拎出来，根本就拎不动，我们帮她去四季青市场买了装货的箱子，她才能把这些拷贝运回去。”富海芳回忆。当时的电影放映不仅麻烦、技术问题多，更重要的是因为胶片成本贵，通常是两个或三个电影院共用一个胶片拷贝，也就催生了“跑片员”这个职业。跑片员是最为辛苦的，这家影院放完，就要带着极重的胶片，赶到下一个放映地点。虽然技术落后、放映能力低下，但当时的电影市场“躺着都能赚钱”。富海芳做放映员的那几年，每放一部大片都有奖金拿。新华电影院门口有位卖炸鸡的，平时也做热门场次的“黄牛”，听说第一年攒钱买了桑塔纳轿车，第二年买了房。当年，杭城有“三驾马车”：西湖电影院、太平洋电影院、新华电影院。如果谈恋爱时，男方带女方去这三家影院，用富海芳的话说就是，“算拎得清、有档次的。”后来，这三家影院还开始探索价格更高但观众体验更好的小包厢式的影厅。落寞下岗不舍影院“市场虽一片繁荣，但隐患早已埋下。”富海芳说。年，詹姆斯·卡梅隆导演的《泰坦尼克号》在中国狂揽3.6亿元人民币，竟是千禧年前中国电影市场最后的辉煌。那一年，中国大地上，各种娱乐方式悄然兴起，卡拉ok、家庭影院、棋牌、酒吧走入老百姓的生活；同时，大量盗版碟片的猖獗，也给电影市场带来了致命冲击。加上制片厂与电影院利润低，内容生产端、放映端活力低下。电影，不再是满足大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唯一”。富海芳眼睁睁看着太平洋电影院、大众电影院、拱墅电影院等纷纷倒闭。最落寞的时期，杭城苦苦支撑的影院不过数家。21世纪初，全国年度票房不足十亿元人民币，观众大量流失，仅万人次左右。做了短短4年的放映员，在年前后，富海芳领了最后元工资，猝不及防地下岗了。下岗后，他考了导游证，以备不时之需；后来，他进入刚刚红火起来的房地产公司做地产销售。中国电影已触谷底。有关部门在总结国内电影业问题、参考了先进国家经验后，于年启动了电影院线制改革。院线制改革确立了放映市场主体——院线、电影院以及孵化影院的影院投资管理公司，它使电影院成为院线和放映市场上一个重要的环节，走到了市场的前台。“院线制改革太重要了，它直接引爆了电影市场的‘黄金十年’。”富海芳认为。年，浙江的时代院线、星光院线、雁荡院线轰轰烈烈地开办了起来，也给了富海芳重新进入这个行业的机会。要不要放弃前途一片光明的房地产，再次进入未来不可预知电影行业？富海芳不是没有“小纠结”的。他在房地产公司的月工资是至元一个月，公司为他交齐三金，但在院线制改革后的星光院线，工资是元一个月，不交三金，属于临时工性质。但他很快下定了决心：“我喜欢这个行业，喜欢放映窗口那束光给观众带去的欢声笑语。”年，富海芳参加同学会，发现当年电影放映专业的同学里，三十几位只剩下三五位留在这个行业里了，而他是杭州地区唯一还坚守在电影行业中的。自豪见证黄金十年院线制改革引发的效果立竿见影。富海芳回忆，当时浙江时代院线参考美国影院，新建了一家新型影院——如今庆春路上的庆春电影大世界。它创新地建造了十几个小厅，这在当时单厅影院为主的全国是少见的。富海芳周围有不少业内人士对此提出了质疑：庆春路在当时还是条路灯都不多的马路，大晚上“乌漆抹黑”的，谁会往那跑？怎么可能有生意？谁曾想，庆春电影大世界一开出来就极为火爆，多厅更为灵活，基本能够做到“随到随看”，受到年轻人的极力追捧。年，浙江庆春电影大世界斩获万元票房，在全国影院票房中排名第四。庆春电影大世界生意之好，一夜之间又挤垮了杭州硕果仅存的其他几家影院。“当时感觉憋着一口气，被压得抬不起头来。”富海芳说。随后，星光院线顶着巨大压力，斥资万元人民币在庆春电影大世界附近建设了多厅的新华影都，且由院线老总亲自挂帅监工。不仅仅是硬件，新华影都在经营、营销上都下足了功夫。“开业那段时间，上映的影片是《黑客帝国》，我们邀请了几位国外留学生做服务员，给观众带去耳目一新的感觉；随着不同电影的放映，影厅里还增加了各种主题布置，比如《海底总动员》时，我们把新华影都布置得恍如一个海洋公园，而恐怖片上映的时候，我们也会有相应的恐怖主题布置。还有很多活动、抽奖等互动环节，打造起浓郁的电影氛围。”放映技术也在年前后出现了飞跃，数字放映开始出现在各大影院里。到了年、年，杭州的影院基本都用上了数字放映机，“数字放映虽然没有胶片那样的镜头质感，但优点是放映操作简单、便携，拷贝成本大大降低。胶片放映时代，一部电影只有一两百个拷贝，通常要大影院放完了，才轮得到小影院来放。而数字放映普及后，从城市到农村，都能第一时间看同一部电影。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富海芳说。星光院线旗下影城（资料图片）。中国电影市场的大爆发出现在年到年前后。年，中国人均GDP超过美元，休闲消费进人大众化阶段。其时，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因为“口红效应”，电影市场却逆势火爆。兴旺到什么程度？当年《阿凡达》热映，富海芳身边的人都在转发一篇文章，告诉大家怎么在早上七八点、庆春银泰还没有开门之前，通过员工通道走到卢米埃影城，赶早买《阿凡达》的电影票。富海芳感受到周遭眼光的变化。“电影市场低谷时期，大家都看不起‘放电影的’，现在电影行业如此好，很多人都问我们是不是‘躺着挣钱’。从过去给别人电影票都没人要看，到现在，周围的人都在问我要电影票。”富海芳说。短短8年间，全国票房由年的不到10亿元飙升到了年的亿元，增长整整10倍。票房的激增，离不开国产精品迭出，十八大以来，影视界的生态有了很大改善，国产战争动作电影《战狼2》《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激发了观众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感，纪录片《二十二》、文艺片《无问西东》启发全民思考，这些优质佳作，把越来越多的观众吸引进了电影院。影院的发展，更离不开经济的富强。年，富海芳到澳大利亚，考察当地第三大电影公司旗下的影院，他感受最深的是：“不管是数字放映机、激光放映机、3D、4D、IMAX、全景声等技术，中国影院都是最早普及的。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电影院从硬件上来说，是全世界最好的。这是经济强盛带来的自信。”观察者说升级的不仅是影院本报记者董小易在采访中，富海芳的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在我从业的这二十余年间，中国电影行业在产量、质量上都有了质的提升。年前，全国票房都不到9个亿。那时谁也不敢想象，未来竟然会有一部电影《战狼2》能斩获56亿元票房。”笔者回想起20余年前，在自己生活的杭州萧山，只有一家现在看起来非常简陋的萧山剧院可以看电影，这家萧山剧院是当时唯一一家豪华剧院了。近期笔者回到萧山居住，猛然发觉，原本偏僻的家门口如雨后春笋般开起了高档影院，10分钟左右车程的范围内影院就有五家，IMAX、全景声几乎是“标配”，为满足不同观众的需求，有的影院主打视听效果，有的主打优惠票价……影院繁荣的背后，折射出的是我国文化消费的升级。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年中国人均GDP超8美元。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在美元左右，进入物质消费和精神文化消费并重时期；人均GDP超过美元，居民的消费转向精神文化消费为主的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正是这种旺盛的需求，带动了文化产业的繁荣，带动了电影产业的不断升级。从过去的胶片放映时代，到现在的激光放映、3D、IMAX、全景声的普及；从计划经济时代影院工作人员对观众态度的冷漠，到现在所有的影院都拼命在营销、经营上下功夫，吸引、留住更多的观众；从过去排队手工买票，到现在通过网络轻松购票……观众的要求提高了，今年的大IP、大制作、视效大片的票房“失灵”，证明观众的口味变“刁”了。在满足人民对高质量文化生活需求的过程中，包括电影人在内的文化工作者大有可为。